2001年，美國能源交易巨頭安然公司（Eron）轟然倒地，進而牽出美國近幾年最大的財務報告舞弊醜聞。接著，美國零售巨頭凱馬特申請破產，最近有報導說，凱馬特也存在做假帳的問題。安然公司財務報告舞弊影響逐漸蔓延，據美國報載，不少財富500強的令人尊敬的大公司也可能涉嫌財務報告舞弊。風潮洶湧的財務造假、遍地報表陷阱直接損害了投資者的經濟利益，銀廣夏造假曝光後，連續15個跌停板；美國安然公司使得為之辛勤工作幾十年的員工百萬元的養老金頃刻之間化為烏有，而且可能導致社會公眾對上市公司、仲介機構，甚至整個資本市場信心的削弱、喪失。
治理財務報告舞弊是一項系統工程，不僅應當從民事法律責任制度上考慮如何有效遏制會計造假動機的實現，還應當從資訊披露機制角度設計消除會計造假行為出現的機制。我們不僅要建立高品質的會計準則、健全會計資訊披露的規制，尤為重要的是，要不斷提高投資者鑒別、使用會計資訊的能力。因此，本文主要研究如何有效鑒別財務報告舞弊，哪些公司出現偽造財務報告的可能性最大，偽造的財務報告具有的特徵以及如何儘快發現可能存在的財務報告舞弊等。
財務報告舞弊行為分析
正如Joseph T. Wells指出的，財務報告舞弊“不是始於管理層的不誠實，而是發端於某種環境——這種環境中存在兩個特徵：一、激進的財務業績目標；二、目標未實現將被視為不可寬恕的氛圍。換言之，財務報告舞弊緣於壓力。”美國審計準則公告第82號（SAS no. 82）列舉了一些與管理當局舞弊有關的典型風險因數，當存在這些風險因數時，說明公司出現財務報告舞弊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1、切合實際的、過於激進的盈利目標，以及基於這些盈利目標的管理當局獎金計畫；
2、管理當局過分感興趣於，通過運用非常激進的會計手段來維持公司股價或者盈利趨勢；
3、管理當局給公司經營人員設定過分激進的財務目標和期望；
4、雖然實現盈利以及盈利的增長，公司經營當中卻不能創造充足的現金流量；5、 資產、負債，收入或者費用的確認涉及非常主觀的職業判斷，例如金融工具的可靠性；
6、重大的關聯交易。
我國的研究者通過大量的統計研究（陳信元、杜濱等2001），也總結出了極有可能採取會計造假的公司的特徵：
1、 前兩年連續虧損，今年經營業績沒有得到根本改善的公司（為了避免被ST處理）；
2、 前兩年平均淨資產報酬率達到10％，今年公司行業不景氣的公司（為了爭取配股的資格）；
3、 資本運作和關聯交易頻繁的上市公司；
4、 業績和股價波動厲害的上市公司；
5、 全行業虧損或行業過度競爭的上市公司
對財務報告舞弊頗有經驗的美國Coopers & Lybrand會計師事務所，總結出29面紅旗，但出現這些紅旗的時候，就需要格外關注公司管理當局是否存在財務報告舞弊的可能，例如，
1. 現金短缺、負的現金流量、營運資金及/或信用短缺，影響營運周轉。
2. 融資能力（包括借款及增資）減低，營業擴充的資金來源只能依賴盈餘。
3. 成本增長超過收入或遭受低價進口品的競爭。
4. 發展中或競爭產業對新資金的大量需求。
5. 對單一或少數產品、顧客或交易的依賴。
6. 夕陽工業或瀕臨倒閉的產業。
7. 因經濟或其他情況導致的產能過剩。
8. 現有借款合約對流動比率、額外借款及償還時間的規定缺乏彈性。
9.迫切需要維持有利的盈餘記錄以維持股價。
10.主管有不法前科記錄。
11.存貨大量增加超過銷售所需，尤其是高科技產業的產品過時的嚴重風險。
12. 盈餘品質逐漸惡化，例如折舊由年數總和法改為直線法而欠正當理由。
分析性程式：發現財務報告舞弊的有效方法
企業由盛轉衰，最終導致財務或者經營失敗是一個逐漸累積的過程，上市公司從非ST變為ST同樣有一個長期積累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表現出來的是某些財務指標的逐步惡化。財務、經營正常的企業，它的財務指標總在某個特定範圍波動，超出這個波動範圍就屬不正常，當然並不是某一個指標值超出波動範圍就會導致企業財務失敗，但是當多個財務指標都超出正常波動範圍時就可能產生由量變到質變的轉換，即企業發生財務失敗。
同樣，一個健康、真實（沒有造假）的企業，經過一年的融資、投資和經營活動，從年初的狀態轉換為年末狀態，各項財務指標之間總是存在著一系列的均衡。年初的資金加上本期融資所增加的額外資金與本期的投資活動相匹配，本期的投資加上年初的資產總是與本期的經營活動相適應，按照財務學的觀點，企業的各項財務指標之間存在勾稽關係。如果這種慣常的勾稽、均衡關係被打破，例如公司銷售收入的大幅增長沒有引起銷售費用的上升，或者伴隨著應收款項的巨額增加，則可能預示著會計造假的存在或者公司銷售品質的低劣。如何才能簡單有效地識破財務報告陷阱呢？分析性程式就是適應投資者、分析人員的需要應運而生、不斷發展的一種工具。
1978年，美國註冊會計師協會（AICPA）在總結會計師事務所實踐經驗和理論研究的基礎上，正式頒佈了第23號審計準則公告（SAS）——分析性復核；1988年，AICPA對第23號準則進行了修改，並代之以審計準則第56號“分析性程（analyticalprocedure）”，明確要求審計執業人員“在審計計畫階段和結束階段必須實施分析性程式”。我國1996年1月1日開始實施的《獨立審計基本準則》也明確規定了“註冊會計師可以運用檢查、監盤、觀察、查詢及函證、計算、分析性復核等方法，以獲取充分、適當的審計證據”，《獨立審計具體準則第1號——會計報表審計》、《獨立審計實務公告第7號——商業銀行會計報表審計》等有關準則條款都對分析性程式作出了規定。1996年，中注協特別制定了第11號具體審計準則——分析性復核，同樣要求“註冊會計師應當將分析性復核程式運用於審計計畫和審計報告階段，也可運用於審計實施階段”。
大量研究證實，分析性程式是一種應用十分廣泛而且頗為有效的審計方法，尤其在發現和檢查財務報告舞弊方面作用相當明顯，相當比例的財務報告舞弊的曝光最初緣於分析性程式中發現的線索，而且大量財務報告舞弊案件，事後看，只要實施簡單的分析性程式就可以察覺舞弊的端倪（張立民，2001）。美國《Accounting Review》1982（8）發表文章指出，通過對281項錯報的分析，發現採用分析性程式可以查出所有錯報的45.6％，82項重大錯報的54.9％和非常重大錯報的69％。
何謂分析性程式？根據美國審計準則公告（SAS）第56號，“分析性程式是由各種財務資訊評價組成的，這種資訊是通過對財務和非財務資料之間的可能關係的研究而取得”，我國《獨立審計具體準則第11號——分析性復核》表述更加具體，“分析性復核，是指註冊會計師分析被審計單位重要的比率或趨勢，包括調查這些比率或趨勢的異常變動及其與預期數額和相關資訊的差異” .上述定義都直接揭示出分析性程式針對的是資料之間存在的“可能關係”（“預期數額”），通過“可能關係”與實際關係的比較（“異常變動”）發現其中可能存在的問題。從中可以得出，分析性程式並不是萬能的“靈丹妙藥”，它的使用是有前提的，即被分析資料之間存在某種預期關係，“分析性程式應用的基本前提是，資料之間可能存在的各種關係在已知條件不充分的情況下可能繼續存在或者延續”（SAS第56號），這種預期關係就是正常、健康的企業所呈現的動態均衡。因此，註冊會計師運用分析性程式時必須十分謹慎，應當首先“考慮資料之間是否存在某種預期關係”，“如果不存在預期關係，註冊會計師不應運用分析性復核”（《獨立審計具體準則第11號——分析性復核》第九條）。
“任何嚴重的財務報告舞弊，如虛增巨額的銷售收入和應收帳款，都可能使得企業的財務結構出現異常的狀態”（Joseph T. Wells，2001），如果企業的償債能力指標、盈利能力指標、成長能力指標、資產負債管理能力指標和現金流量指標以及它們之間出現異常變動，則表明企業健康狀況可能出現問題，或者存在舞弊的可能。美國學者克雷沙？帕利普、維克多。伯納德、保羅。希利（1998）總結出11面標示會計報表品質存在問題的“紅旗”，例如，未加解釋的會計政策變更，尤其當企業經營遇到危機時；未加解釋的非經常性損益專案；應收款項的非正常膨脹；收益品質的下滑（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淨利潤）等。Wells（2001）提出註冊會計師在分析企業財務報告時，應當關注以下趨勢：存貨上升幅度超過銷售收入；存貨周轉率下降；運輸費用（銷售費用）/存貨比率下降；主營業務毛利率上升，這些都可能預示企業管理當局虛增利潤。SAS第82號——“Consideration of fraud in a financial statement audit”也列舉了檢查企業利用存貨操縱利潤的分析性方法：存貨占資產總額比例上升、主營業務成本占主營業務收入比率下降、存貨周轉率下降等。
同屬一個相同的行業，各個公司的財務指標之間一般不會出現非常大的差異，否則預示著公司存在舞弊的可能。Persons研究發現，舞弊公司比非舞弊公司具有更高的財務杠杆、更低的資本周轉率、其流動資產的比例更高，其中絕大部分是存貨和應收賬款，公司規模通常較小。Haw et al（1998）對我國上市公司盈餘管理行為的研究發現，上市公司對帳面利潤的操縱，很大部分集中於“線下部分”，即諸如投資收益、營業外收支等“非經常性盈餘”部分，如果上市公司的主營業務利潤率持續降低，或者遠遠低於同行業水準，說明該公司存在財務報告舞弊的可能。
關聯指標比較分析也是揭露可能存在財務報告舞弊的有效方法，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 V 應收帳款增長率就是其中一例。應收帳款增長率遠遠大於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可能預示公司主營業務增長的品質不高，或者存在利用應收帳款調增利潤的可能。1992，臭名昭著的“ZZZZ Best舞弊”一案Barry Minkow坦白，“對於像我這樣的舞弊犯來說，應收帳款的確是一個美妙的東西，它們可以立時產生巨額利潤。但是，也告訴人們其他一些事情——應收帳款的大幅增長也揭示了我的公司沒有現金流入的原因。現金流入與應收帳款增長是緊緊相連的。”所以，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與營業利潤及應收帳款之間的關係也是揭露盈餘操縱的預警器。
Lee，Ingram和Howard對盈餘與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之間的關係進行研究，結果發現，在公司舞弊戳穿以前公司盈餘要比之後高得多，但是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則相反，也就是說，在舞弊發現前盈餘減去經營活動現金流量的值為正。因此，他們認為，盈餘—現金流量關係的審核是診斷是否存在財務報告舞弊的優良工具。
分析性程式的具體運用
公司財務報告舞弊手法不外乎“虛構收入、濫用時間性差異科目、少計漏計費用、欺詐性資產評估”（Joseph T. Wells，2001），這些舞弊行為通常會使得 “企業的財務結構出現異常的狀態”（Joseph T. Wells，2001），通過分析性復核則可以輕易發現這種異常狀態，從而給投資者以嚴重的警示。
分析產品銷售稅金及附加占銷售收入的比重，可以給投資者提供非常有用的資訊。通常說來，一個企業產品銷售稅金及附加占銷售收入的比重是比較穩定的，而且同行業之間不會存在太大的差異。如果企業銷售稅金及附加占銷售收入的比重突然下降，或者顯著低於同行業水準，就應當引起我們的注意。例如，L公司 1999年實現主營業務收入40942.56萬元，而主營業務稅金及附加僅為82.43萬元，比例只有千分之二，同期，同行業凱諾科技為0.728%，華茂股份為0.745%.與期初0.6%相比，主營業務稅金及附加占主營業務收入的比例顯著下降，如此重大的變動公司沒有一絲說明；利潤分配表中確定應付普通股股利1900萬元，但資產負債表應付股利科目數值為零；利潤分配表中的未分配利潤為2507萬元，而資產負債表中的未分配利潤為2417萬元，孰是孰非，令人費解。如果投資者對這些疑點多留個心眼、多問些問題，L公司的財務報告舞弊也自然暴露無遺了。
識別上市公司造假，測試其毛利率也是一種非常有用的分析手段，如果公司毛利率大大超過同行業水準或者波動較大，就有可能存在財務報告舞弊。例如，銀廣夏1999年主營業務毛利率為42.330%，2000年更是達到64.17%，同屬農業行業擁有高技術背景的隆平高科2000年主營業務毛利率也只有36.03％。事實上，銀廣夏主要經營中藥材的種植加工、葡萄種植釀酒，而中草藥種植加工業與葡萄種植釀酒業在當前市場環境下，極少有暴利機會，不管是生產領域還是流通領域，淨利潤能做到10％就算相當優秀了，如果超過20％那就是頂尖高手了（鄭朝暉，2001）。如此離奇的高額毛利率是否應當引起我們的關注呢？
如果公司產品毛利率短期內發生劇烈波動同樣預示著存在會計造假的可能。紅光實業上市前兩年的經營狀況就出現了產品毛利率的劇烈波動，1995年紅光實業主營業務利潤率竟達到118.9%（令人生疑），到了1996年，在主營業務收入大幅增長（增長率竟為344%，也是一個神話般的增長速度！）的同時，主營業務利潤率卻下滑至13.68%，短短一年時間核心業務收益品質居然發生如此巨大的下滑，其中難道不會存在問題嗎？銷售巨幅增長，可能原因有二：產品暢銷，供不應求；降價促銷。從公司主營業務利潤率下滑的趨勢判斷，如果銷售是真實的話，肯定緣於降價。但是，另人不解的是，一方面為了賣掉產品，不惜降價；另一方面，加班加點開工生產，使得庫存顯著增加（增幅為109.6%），1996年年末存貨達到3.58億元，幾乎相當於1996年度的銷售額。如果投資者能夠注意到上述兩點異常現象，再結合其他管道得到的資訊進行深入分析，也許紅光造假的騙局一開始就被市場給揭穿了。
運轉正常、健康的企業，它的利潤增長應當與現金流量之間存在正向變動關係，如果這種正向關係被打破，則表明企業不是銷售政策出現了問題，就是存在舞弊的可能。例如，分析銀廣夏的報表可以發現，公司利潤增長與現金流量之間存在嚴重的脫節。1999年銀廣夏淨利潤增長43%，2000年更是達到277%，與此不相協調的是，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淨流量1999年不增反而減少16.57%，2000年該指標僅比上年增加37%.這導致營業活動收益品質指標（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淨流量/營業利潤）持續低下，1999年為-0.048，2000年也僅為0.278.利潤高速膨脹沒有伴隨著盈利品質的改善，不是表明公司存在造假的可能，就是說明公司的銷售政策出現了嚴重問題。
對所得稅占利潤總額的比例的分析，也可以揭示出許多潛在的問題。在應付稅款法下，企業所得稅費用是根據稅法計算而得，由於稅法與企業會計制度在收入與成本的計算口徑和確認時間上存在差異，根據利潤表中的“利潤總額”與“所得稅”計算的帳面稅率通常不等於法定稅率，如果帳面稅率顯著小於法定稅率，則說明企業的會計利潤品質可能存在問題。例如，銀廣夏1999年利潤總額1.76億元，所得稅僅508萬元，帳面稅率為4%；2000年實現利潤4.23億元，所得稅719萬元，帳面稅率不到1.7%；以公司交納的所得稅為基數，即使按照15%優惠稅率，推算出銀廣夏1999年應稅利潤3387萬元、2000年應稅利潤4793萬元，應稅利潤與帳面利潤兩年累計相差51720萬元。這麼大一塊利潤（占帳面利潤的86%）稅務機關居然不確認為應稅利潤，其中蹊蹺難道不值得深究嗎？
給銀廣夏貢獻巨額利潤的天津廣夏也暴露出種種疑點，姑且不論萃取產品近乎荒謬的毛利率，也不說超乎尋常的生產能力，單是天津廣夏在出口業務的帳務處理上就露出造假的尾巴。2000年天津廣夏出口1.8億馬克產品，根據現行的出口退稅政策公司將獲得不下7000萬元的出口退稅收入，可尋遍公司報表卻難見其蹤跡！
有時，我們需要運用多種分析程式，綜合各種結果才能揭示出存在的財務報告舞弊。例如，“Coated sales inc”案中，Michael Weinstein為了對外融資，迫使公司會計人員以真實的顧客為基礎精心虛構了大量銷售收入，因而虛增利潤5500萬美元。審計師只是通過了幾步分析性程式就使之暴露出種種疑點：雖然銷售收入和應收帳款大幅增加，但現金流入卻逐年減少；存貨帳戶餘額雖是真實準確的，但存貨/應收帳款的比率顯示應收帳款增幅異常；另外，主營業務毛利率上升。這些預警資訊引導CPA進行深入仔細的實質性測試，結果舞弊事件大白天下（Joseph T. Wells，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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